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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C與勞教戒毒模式的比較研究——兼論兩種模式的沖突與協調

    [ 李穎 ]——(2006-6-8) / 已閱19074次

    TC與勞教戒毒模式的比較研究
    ——兼論兩種模式的沖突與協調


    江蘇省句東勞教所 李 穎

    TC(Therapeutic Community)即治療集體(或治療社區),是美國戴托普(DAYTOP)國際公司建立的從社會學、心理學、行為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等多學科結合角度對藥物濫用者進行治療及善后服務的自愿戒毒模式,是目前國際上影響較為廣泛的戒毒模式之一。勞教戒毒是我國強制戒毒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體戒毒業務由專門勞教戒毒所和綜合性勞教所中設置的戒毒大中隊負責執行。
    一、 TC與勞教戒毒的運作理念
    戒毒模式運作理念著重體現在治療手段的屬性定位、治療對象的身份定位和治療效果的評價定位三個方面。
    1、治療手段的屬性定位
    TC的治療手段實際上是一種方法體系,也是一個手段流程,既有同一階段(橫向)的不同方法,如“治療社區”階段中的“職能工作”、“小組活動”、“個案處理”(等行為及心理學方法);也有不同階段(縱向)的不同手段,如“治療社區”中的“職能工作”與下一階段“重返社區”中的“洗車場”。每一種方法、每一段流程都有其特定的含義與功能,如“治療社區”階段中的方法著眼于促進“人格的成熟,心理的康復,為‘重返社區’打基礎”;“重返社區”階段中的“洗車場”在于“讓居住者學習一種新的職業態度及能力,為回歸社會作準備”。而整個(縱向)流程的功能則體現在“當居住者重返社會時,他將發現社會的這些要求正是在治療社區中所學習和體驗的。居住者將……擺脫吸毒者亞文化群體,恢復主流社會生活態度,從根本上改變人本身,從而戒除毒癮……”可見,TC的治療手段強調對居住者“生理脫毒、人格成熟、心理康復、職業態度的養成、職業技能的形成”的恢復性救助,從而為回歸社會打基礎、做準備,即側重于“康復”。
    而勞教戒毒中的治療手段大多(或僅僅)表現為生產勞動,其追求經濟效益的功利性效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執法與行政管理中,如民警工作績效考核、執法活動中生產效益的單緯度評價標準論。即治療手段仍停留在傳統的缺乏現代矯正意義的層面——社會本位的治安防控,而非公民權利本位的罪惡習性的矯正與生存技能的恢復或培養——“給你一次重新做社會主人的機會”——以懲戒功能的弱化,救助功能的凸顯,社區關系的修復,與被害人關系的改善為基礎,類似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切納市建立的首個“被害人與加害人和解計劃”(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為典型的恢復性司法。于是,懲戒成了其治療手段(生產勞動)功能性的重要且主要體現,鐵窗、鐵門、高墻便成為這一功能的器物態必然或標志。
    2、治療對象的身份定位
    TC首先認為藥物濫用者是一位因吸食不良物質,其人格和心理發育受阻,甚至倒退,必須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的病患者,所以在注重生理恢復、心理康復的同時,更主張“給予他們‘有責任的關心和愛’,相信‘人是可以改變的’”。這是TC治療的基礎,基于這種融洽、信任和關愛,居住者便能夠主動地按照醫生的要求改變自己的行為、思想、情感,努力挖掘“個人經歷”這一重要資源,充分利用“成就”、“成就感”這種動力體驗,坦然接受來自醫生以各種方式實施的激勵和鼓勵,自覺效仿為己樹立的“成功個案”,從而樹立信心、堅定信念、保持操守——這便是TC治療中成功的良性互動,也是目前我國強制戒毒模式所欠缺的品質。
    勞教戒毒的首要規定性是對吸毒違法行為的懲戒,戒毒功能次居其后。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戒毒對象首先被貼上了違法行為人的標簽,而不是TC中應受醫生呵護的“病患者”,受到否定性評價的不僅僅是其行為,還包括整個人本身。
    3、治療效果的評價定位
    TC對居住者是以生理恢復、心理康復、良性行為方式的形成為評價指征的,評價指征以健康問卷、心理測試量表、行為量表等實證研究成果為理論支撐,其測量指標是經過大量調查問卷、臨床實踐、統計學處理的量化數據表達,具有較高的信度與效度。
    勞教戒毒模式對治療(改造)效果的評價則仍然定位在傳統管理模式中規定的日常行為表現、勞動定額的完成及在各類競賽活動中的特別表現上,將勞教戒毒人員的戒毒成效課以傳統評價標準,而非實際的戒斷情況,是很不科學的。這就與TC形成了鮮明的評價反差。
    二、TC與勞教戒毒的價值內涵與價值目標
    1、價值內涵中的傳統與現代
    筆者以為TC的價值內涵應包含“生物—醫學—行為模式”的治療理念。傳統戒毒療程(當然地包括強制戒毒),無論是治療方案的綜合性,還是控制手段的多樣化,實際上都只完成了戒毒的初始步驟——生理脫毒,單純的生理脫毒并不能使戒毒人員真正戒除毒癮,忽略的卻是更為重要的生理脫毒之后心理、行為、社會適應等方面的康復治療。藥物成癮不能僅僅歸因于生理依賴,而要著力解決也著實難以解決的是由諸多復雜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心理或精神依賴。“生物—醫學—行為模式”為我們提供了嶄新也更為廣闊的視野——從生物學領域尋求致癮誘因、致癮因素、成癮機制、成癮表征,在醫學平臺探索戒除路徑、戒斷方案、戒斷醫學評估,并將倡導建立健康行為模式作為戒除毒癮、保持操守的戒毒工作的重要內容。
    與TC截然不同的是,勞教戒毒的價值內涵卻表現在預防,體現于教養。勞動教養“預防”功能的價值定位緣于法規制定時的治安形勢及政治需要,在被賦予戒毒使命時,并未做好制度上的準備,使得勞教戒毒也沿襲了母體(勞動教養)的“性格”——預防——將對吸毒違法行為的打擊僅僅定位在維護“社會主義的良好秩序”上。時至今日,預防的“性格”依然如故,這只是一個層面。另一層面便是教養,教養的提出既緣于處理“不夠判刑,但又游手好閑、違反法紀”的“壞分子”的政治需要,也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教養哲學,又深受馬克思改造人的學說與中國預防犯罪實踐的影響。正因此,勞動教養被賦予了中國特色的內涵。與預防功能不同,教養被賦予了新時代的意義,日漸突出其現代矯正內涵:“……以教育感化為主,并輔以治療,制裁為次;通過教育、醫療,使違反法律的人又成為合格的公民回到社會,而不是要消除、隔離、報復他們……”
    于是,便呈現出TC與勞教戒毒的價值內涵之間、勞教戒毒中預防與教養層面之間,傳統與現代元素相互碰撞、相互交織的景象。
    2、價值目標里的碰撞與默契
    TC(美國戴托普國際公司)是非盈利性民間組織,運作經費全部來自于民間捐贈,其設立與運作也完全是一種民間行為,居住者可以免費入住接受治療。TC的價值目標在于使每一位前來治療的藥物濫用者擺脫毒品的困擾,恢復生活的本能,即致力于追求個體社會功能的恢復與發展,人格心理的成熟與完善,行為模式的建立與促進,而不在于贏利多寡、獲益貧豐。
    作為政府行為,勞教戒毒不以盈利為目的,而是“采取勞動教養的辦法,將這些人員……放到國家指定的地方,替國家做工……并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沿用的仍然是傳統范式化改造,這與TC著重個案化治療有著理念上的差異、觀念上的區別、操作上的不同。(“個案化矯正”與“個別教育”也有著上述區別,并非同一概念或近似概念。“個案化矯正”首先注意并尋找個體差異,認為差異性是制訂矯正方案、實施矯正計劃的前提或基礎,并將差異作為解釋行為異常、思想波動的根據。而“個別教育”只是一種教育形式,與“集體教育”相對應)可見,勞教戒毒的價值目標在于通過一系列教育形式與方法——“使善者從風而向化,惡者革面而洗心”,“矯正一切可以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不使為害”,從而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
    一個注重微觀個體,一個關注宏觀社會,可見,勞教戒毒的價值目標是繼“理念、觀念”之后,與TC的又一次碰撞,當然這與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立場與利益群體的不同是密切相關的。
    有碰撞,也有默契。在個體矯正層面上,二者終于趨向了一致,只不過是目標與手段的區別罷了——TC是以個體矯正的實現為目標的,而勞教戒毒卻視之為維護社會良好秩序的手段,從而,也顯現出了中西方教養哲學中人文涵蘊的差異。
    三、模式運作要素的比較分析
    要分析模式的作用機理,就要認真剖析其要素。筆者從模式的啟動、成員組成、模式制度、激勵機制等要素入手,比較分析兩種戒毒模式的特點,揭示差異,探求規律,為運作理念的借鑒、模式要素的移植提供理論先導。
    1、模式的啟動
    TC的啟動是以吸毒人員的自愿申請為標志的,但申請的提出并不意味著一定能夠加入TC。能否加入,要看院方組織的“接診結果”和“全體家庭成員”的“去留決定”。TC規定,凡進入治療社區的病人除要接受毒品安全檢查外,還要接受由工作人員、協調員、組長、新成員組成的“接診”組進行的“檢查”或“反省”,“接診”后由“全體家庭成員”依據其行為表現和工作態度決定其去留問題。
    勞教戒毒模式的啟動與勞教機關并沒有關聯,而由審批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定程序決定。與TC有著本質區別的是,勞教戒毒具有行政執法的性質,這是由勞動教養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病人”的自愿申請并不能啟動勞教戒毒模式,而是必須首先有“復吸”這一違法行為的存在,由公安機關的處理決定,勞教戒毒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也是我國自愿戒毒與強制戒毒的重要區別。
    簡言之,勞教戒毒模式的啟動是以審批機關對“復吸”違法行為人勞動教養決定的宣告為標志的。
    2、成員組成的比較
    TC中的成員,按照職務高低不同可分為協調員、組長、領班、組員。工作人員有行政管理人員、醫生、心理咨詢師、護理人員及志愿者。
    勞教戒毒模式的成員,即勞教戒毒人員,一般沒有上述職能清晰、責任明確、嚴格系統的內部分工。所謂分工,也僅僅是習藝勞動中不同流程與崗位的簡單劃分與設定。至于其工作人員即是指從事勞教戒毒工作的警察。
    兩種模式中成員之間的關系有“等級”之同,也有“處遇”之異:如,均設定了一定梯度的地位等級,TC稱之為“金字塔”式“特權”等級,勞教戒毒模式謂之“管理等級”,并且不同等級分別兌現不同處遇,設立目的在于通過等級梯度差來調動成員積極性。區別是,兩種模式中成員間的相互關系表現不一致。TC中,不同等級成員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指令或支配關系,如“協調員”有向下級發出指令性任務的“權力”(姑且稱之為“權力”,實質上是一種公共認可的規則約束,即不具備產生“權力相對人”權益損耗的權威,TC“權威”的產生基礎在于成員都認可一個約定的類似于法律的規則),而勞教戒毒中,成員之間不存在“上下級”,甚至“指令性、支配性”關系,他們之間的區別在于處遇的差異,當然,這又和所內非正式群體如班王組霸、地域性幫派對其他成員的“指揮”、“支配”性質不同。
    另一重要之別是,TC的居住者與工作人員之間的角色有單向轉換的可能,即居住者通過自己出色的表現——操守的長久保持——可以轉換成為工作人員,如“咨詢員”、“同輩輔導(人員)”,現行工作人員中有不少就是由前居住者或擔任過協調員的高級居住者擔任的。而勞教戒毒中不存在這種情況,勞教戒毒人員即便表現再出色,也不可能擔任其工作人員——警察,但可以協助警察做好其他人員的管理教育工作。
    3、模式制度的比較
    兩種戒毒模式制度的比較,限于行政管理、業務工作(戒毒流程)等內部管理規則范疇,筆者以為在法律制度方面不具備可比性,因為模式的建立分屬不同領域——一個民間投資、管理自治,一個政府設立、依法管理。TC的制度特色是將工作人員與居住者的職責都進行了規范化與標準化,并建立了與之匹配的獎懲監督機制。如“行為準則”中“社區工作人員守則”、“戒斷宿舍管理規則”、“治療社區宿舍管理規則”就是對工作人員與居住者行為的禁止性規定,既規范職務作為,也調整個人行為;既明確公共事務管理,也強調個人內務規范。再如“社區管理機制”,既有不同事務組的事務安排,也有不同職務人員的職責內容;既有特權設置,也有約束措施。整個條款語言簡潔、內容通俗,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
    與TC不同,勞教戒毒仍舊沿用普通勞動教養制度體系,其相關制度(法規除外)大都以“部令、規定、準則、通知、辦法、實施意見”等形式公布并形成體系,特點是形式多樣、內容龐雜,涉及場所安全、所政管理、教育改造、執法執紀、隊伍建設、生產管理、生活衛生等各個方面,制度綜合性強、管控面廣、層級鮮明,但因實際因素紛繁復雜,一些制度規定可操作性相對較差。
    4、激勵機制的比較
    如上所述,TC成員之間存在著一種“金字塔”式等級關系,地位的等級差異,解決了TC成員矯正的動力系統問題,而差異形成的目的論,則一直是激勵機制所要解決并力圖完善的課題。TC認為,“金字塔”格式的運用,實際上是以“特權”的形式反映居住者的工作、情緒、情感、壓力、挫折感、即刻滿足心理、應付困難的能力,以此促進居住者端正行為態度、匡正行為偏差、改善應激心態——運作實踐也肯定了這種激勵機制的積極功效。比較出彩的是,TC巧妙地將極富“親和力”的獎懲措施糅合到了行為管理中,如對違反“戒斷宿舍管理規則”的居住者,視情節輕重給予洗碗或沖廁所1~3天的處罰,不服處罰的,可以上升處罰等次——“嚴厲批評”(talking-to)直至“剃頭”(hair-cut),最嚴厲的莫過于“開除出院”——勸其放棄此次治療——“自己沒有給自己機會”。可見,這樣的處罰更富感性、更顯親和、也更具成效——讓居住者們自覺通過自己的出色表現贏得尊重、獲得“升遷”,而不是“永久性”地被貼上“違法行為人”的“標簽”。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反思勞教戒毒模式中的管理措施,比如,懲罰手段的過多運用,損傷的是戒毒者的積極性(動力系統),從而,削弱了戒毒的能動性,抑制了潛能和積極因素的開發與利用……除懲罰機制外,勞教戒毒模式也有獎勵措施,但因戒毒工作的特殊性,這些措施的適用標準只是滿足了普通勞教管理的需要,大多不適用于戒毒流程,如生理康復、體能恢復階段就不能以是否完成勞動定額的標準來衡量和考察心癮的戒斷情況。
    四、勞教戒毒模式的未來展望
    (一)理念定位——執法思維反思
    勞動教養制度已由過去“游民改造”、處理“壞分子”的政治策略,發展至今天穩定社會治安的調控措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戰績,尤其針對以吸毒為典型的社會頑癥的整治和以“法輪功”為代表的邪教的取締,更凸顯了其不可輕蔑的生命力,但在“法治”的拷問下——“功利性”能否作為“合法性”的存在依據——作為其子系統的勞教戒毒也難辭其咎。因此,立法才是勞教制度改革的出路,但首先要解決的還是理念定位,實務中,問題突出表現在人本和法治理念的淡薄甚或缺失。
    關于人本理念
    筆者以為,勞教戒毒人員個體首先是獨立的人——不是我們的“工作對象”,也不是法律關系的“客體”,而是戒毒工作和法律關系的主體。將戒毒人員置于“工作對象”麾下,定為“法律關系客體”范疇,說明在觀念層面:我們沒有充分認清戒毒者個體因素中的積極方面,而是一以慣之地將之定格為消極的對立面,卻忽視了他們正是我們行之有效地開展工作的關鍵——工作只有通過他們才能進行下去,工作成效只有借助他們才能體現出來。在法律層面:法律關系的客體是權利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即法律所保護的為一切違法犯罪行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一般表現為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管理制度和社會秩序等,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體是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侵犯的則是國家機關管理活動和社會公共秩序,而不明確地指向“人”。視勞教戒毒人員為“客體”實屬認識上的偏差。
    強調人本理念,意味著要充分認識并重視勞教戒毒人員的主體地位,切實調動并保護其主觀能動性,通過主體(的一方面,戒毒警察也是勞動教養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主體的另一方面)——勞教戒毒人員的自覺努力積極體現戒毒成效;意味著要從器物層面、觀念層面體現對戒毒人員的關注,側重于生理和心理的康復、人格的改善、社會適應性訓練,而非人身的限制、行為的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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